战友｜刘蜀永：港九大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重要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香港同胞也以实际行动投身其中。”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亦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4周年。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蜀永在接受South记者专访时感慨：“香港虽为弹丸之地，但在国家历史上从未缺席，抗战时期亦是如此。”

九一八事变后，香港掀起抗日浪潮

作为香港史专家，刘蜀永教授在访谈中梳理了香港同胞的抗战足迹。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在中共香港市委指导下，“香港民众抗日会”成立；到1937年，中共领导的香港海员工人组织“余闲乐社”已拥有1.7万余名会员，其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巨大社会影响力。

1938年1月，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协同开展工作：接收南美华侨捐赠的20吨西药及东南亚侨胞提供的50辆运输车辆；安排华侨青年回国加入八路军或新四军；组织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赴内地参与抗战……一系列行动为前线输送了关键支援。

香港抗战史与广东有深厚关联

“事实上，香港抗战史与广东、广东人有着深厚关联。”刘蜀永介绍，1941年12月香港战役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迅速派出多支武工队进入新界地区，肃清土匪、开展抗日宣传，号召村民保卫家乡。

1942年1月下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并将进入香港的几支武工队统一组建为港九大队。2月3日，港九大队在新界西贡黄毛应村正式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这支队伍统筹指挥长枪连队、短枪武工队、海上武装队、城区地下武工队和情报系统，以及后续成立的六个中队和各地区民兵常备队、自卫队，在敌占城市及近郊开展游击战争，积极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军作战。

刘蜀永指出，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唯一一支自始至终、成建制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队伍以香港同胞为主体，部分干部来自广东”。

港九大队政训处主任黄高阳是广东台山人。他高中毕业后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入党，后调回广州，担任港九大队政训室主任等职，为队伍建设贡献力量。

另一位让刘蜀永印象深刻的英烈——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中队长刘春祥，是广东惠阳人。据族谱记载，他出生于安南（今越南）一个普通华侨家庭，十六七岁时被父亲送回原籍惠阳县镇隆堂阁围生活。1939年，刘春祥毅然加入抗日游击纵队，凭借高昂的革命热情、海外习得的文化知识及出色的指挥才能，进步迅速，几年后便升任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队长。

1943年5月的一个深夜，刘春祥带领6名班排骨干，与船家梁克等共12人，从大屿山乘船前往屯门开辟根据地。途中突遭日军炮艇袭击，12人全部牺牲。最初公布的烈士名单仅8人，近年来通过拍卖流出的档案确认，梁克的妻子与3个孩子也在此次袭击中遇难。“这一发现让人们更深刻理解港九大队与香港民众的‘鱼水情’——船家明知危险，仍愿拿出船只与家当支持抗战。”刘蜀永说。2020年9月3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刘春祥等12名英烈位列其中；2023年，香港特区政府联合爱国团体、学者，在烈士们原计划登陆的屯门龙鼓滩立起“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以作永久纪念。

港九大队与盟军情报合作

在刘蜀永看来，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里，港九大队的贡献远不止于游击作战。“他们不仅以游击战牵制、打击日军，取得诸多战果，还营救了多名盟军人员及国际友人，并为盟军提供了大量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

1942年1月，港九大队前身的武工队成功营救英军中校赖濂士（L.T.Ride）等人，这一行动促成英军服务团与广东人民游击总队建立情报合作关系。

1944年2月，港九大队又营救了美军飞行员克尔（D.W.Kerr），“此事推动美军与东江纵队展开情报合作”。刘蜀永介绍，此后东江纵队向美军提供的情报，大多由港九大队队员负责收集。对于重要情报，队伍会指定专人系统整理，将日军军事机关、油库、船坞及军舰进出港口情况绘制成图，上报司令部并转交盟军。

1944年12月，美军删除第四舰队与陆军第十四航空队计划对香港日军发动联合轰炸。为确保行动成功且不伤及无辜，盟军请求东江纵队提供准确的轰炸目标资料。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袁庚带领两名侦察员，隐蔽在启德机场后的钻石山获取轰炸地区第一手情报，并第一时间通报盟军，为轰炸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援。

“港九大队提供的情报极为准确，使得美军对日军军舰、飞机的打击精准高效，成效显著。”刘蜀永说，东江纵队出色的情报工作，得到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在华美军司令部及华盛顿的高度赞誉，其联络处更被视为“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所收集情报“在质与量上均非常优越”。

香港抗战史是香港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

多年深耕香港抗战史研究，刘蜀永积累了一系列成果，也让更多市民关注到80多年前的香江烽火。2015年，他与刘智鹏、丁新豹合作出版《日军在港战争罪行》，依据战后军事法庭档案，披露日军在港犯下的罪行；2022年，他与刘智鹏教授主编的《港九大队志》一经出版广受关注、迅速售罄，今年推出的增订版同样获得认可，香港多个团体和机构批量采购该书，向社会各界推广。

“这几年，我们学者还与一些爱国团体合作，在香港推动建成了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等纪念设施。”刘蜀永表示，香港抗战史的研究与推广仍需深入，研究工作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确历史观。目前，他所在的团队还承担了香港特区政府委托的“抗战文物径”可行性研究项目，希望将散落的抗战遗址串联起来，让市民在郊游行山途中，就能直观了解这段历史。

2025年9月5日，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在马鞍山郊野公园西贡企岭下西沙路，举行香港中共抗战遗址纪念牌匾揭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此次设置纪念牌匾的地点，除“秘密大营救渡海处旧址企岭下”外，还包括分布在船湾郊野公园等区域的8个中共抗战遗址，如港九大队政训室驻地旧址晏台山、东江纵队乌蛟腾会议旧址上下苗田、港九大队营救美军飞行员藏身处旧址等，让市民在行山郊游时，可以缅怀先烈功绩，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看到分散在各郊野公园的中共抗战遗址设立纪念牌匾，刘蜀永深感欣慰。他希望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持续活化利用这些遗址，让抗战历史成为香港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香港抗战史是香港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既体现了香港市民的爱国传统，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急关头的历史担当。”刘蜀永说，“我们期待特区政府、爱国团体与学者紧密合作，更好地保护和宣扬香港抗战遗址，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充分发挥其历史传承的作用。”

采写/脚本：South记者 陈晨

拍摄/脚本：South记者 许晓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