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政治家》周刊3月17日一期发表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的文章，题为《通向伊拉克战争的道路》。全文摘编如下：
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宣称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就是一场灾难性失败。它是自1945年以来历届英国政府进行过的最具破坏性的冒险，比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惨败还要糟糕得多。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伊拉克战争现在就像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在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用的措辞：“世纪大浩劫”，随后所有不幸都来源于此。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3月17日一期封面
伊拉克战争的后果不仅严重，发动入侵的理由也被证明是假的。即使在托尼·布莱尔不断减少的崇拜者中，也很少有人能够假装这场战争是出于善意。尽管公众反战情绪高涨，而且开战的理由站不住脚，但布莱尔靠的是内阁和工党议员的道德败坏和奴性以及媒体的顺从和轻信。英国参与伊拉克战争是英国政治界和新闻界的悲惨失败，直到今天都几乎没有恢复过来。
依附美国兜售战争
回到故事的开始。一群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阴谋家——包括保罗·沃尔福威茨和道格拉斯·费思以及右翼好战分子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迪克·切尼——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最大敌人，自1990-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一直想把他赶下台。2000年乔治·W·布什赢得总统选举后，白宫就开始计划消灭萨达姆，不到9个月后，“9·11”事件给布什及其内阁提供了实施这些计划的借口。
布莱尔在2001年10月的工党大会上表达了与美国团结在一起的意思。他说：“我们是第一个和你们站在一起的。我们也将和你们站在一起，坚持到最后……从北非的沙漠到加沙的贫民窟再到阿富汗的山脉：这些都是我们的事业。”这正是他的听众（包括工党议员和进步派评论家）想要听到的。
首先拿出来的是当年9月的“档案”，声称萨达姆拥有可在45分钟内发射的武器，以至于《太阳报》以“英国人离毁灭只有45分钟”作为其头版标题。接下来是来年新年的“虚假档案”，这些零碎的情报谈到了萨达姆的所谓武器计划。档案的来源包括加州大学一个学生的论文，在布莱尔的新闻主管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的监督下完成剪切和粘贴的操作。
布莱尔很清楚战争的真正目的不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是实现政权更迭，但显然这样做违背了国际法，否定了联合国。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者、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们对国际法的蔑视和对联合国的憎恨。布莱尔的任务是向自称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等全球组织的工党议员和自由媒体兜售这场战争。
我们知道，一些工党议员违心地投票支持发动战争。如时任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主席的老工党议员杰拉尔德·考夫曼曾撰文详细解释为什么这场战争是不合理和灾难性的。但在最后投票时，考夫曼宣布“我对布莱尔的忠诚让我投他的赞成票”。难怪政客们在公众中声名狼藉。
媒体盲从充当帮凶
媒体的记录同样令人沮丧。鲁珀特·默多克积极支持战争，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入侵这个富饶的国家的最好结果是“每桶油降到20美元”。默多克在伦敦的所有报纸都支持军事行动。
我们参与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是无论如何没法对其进行辩护的。实际上，它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爱国的保守党人可能曾经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右翼媒体已经拜倒在美国的力量之下，以至于他们未能预料到即将到来的灾难。
如果上面这种失败令人痛心，那么自由派媒体则令人沮丧。《观察家报》全力支持布莱尔和他的战争，《卫报》则在2003年3月12日的社论中写道：“他可能在伊拉克问题上错了，而且错得很严重，但他从来没有不诚实。”今天谁会说出这样的话呢？这是新闻人质疑精神的巨大失败。
一些专栏作家也充当了布莱尔的帮凶。蒂莫西·加尔顿·阿什在2003年3月写道，是布莱尔在下院“精彩绝伦的演讲”说服他的。一年后，尽管仍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加尔顿·阿什仍坚信布莱尔不是骗子。责任必须归咎于情报部门，他们故意向布莱尔提供了误导性信息。
寻找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过程在占领巴格达后还在继续。英国广播公司（BBC）负责报道国防和外交的记者安德鲁·吉利根当时说，政府曾经给为战争辩护的情报“添油加醋”。这激起了坎贝尔的愤怒，告诉下院外交特别委员会说吉利根说的是“谎言”。赫顿勋爵领导了对此进行的调查，报告于2004年1月发表，谴责BBC对政府提出“没有根据”的指控，最终导致BBC的主席加文·戴维斯和总干事格雷格·戴克辞职。赫顿的调查被广泛视为掩盖了真相，但被《卫报》的马丁·凯特尔和《金融时报》的安德鲁·高尔斯所称赞。他们都说唐宁街是无辜的，BBC的行为令人震惊，任何怀疑布莱尔诚信的记者都应该感到羞愧。
2005年，唐宁街10号的政策顾问马修·里克罗夫特2002年7月写下的私人备忘录被公开。该备忘录原本只是给布莱尔和少数人看的，总结了在华盛顿进行的一些会议的内容。里克罗夫特写道：“军事行动现在被视为不可避免。布什想通过军事行动把萨达姆赶下台，理由是萨达姆牵涉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和事实都是围绕着这个政策改造过的。”因此，情报不是被“添油加醋”，只是被“改造”。
即使当时并不知道情报被“改造”这个事实，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布莱尔发动战争的理由非常牵强。《卫报》应该说出1956年英军在苏伊士运河登陆时该报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这在道德、军事和政治各个层面上都是一个错误。”更好的做法是重复当年《观察家报》的那个评价：“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政府会如此愚蠢和邪恶。”这些话用来形容伊拉克战争再恰当不过了。
战争代价足够沉重
最后一个无力的借口是说，在入侵伊拉克之前没有预测到在伊拉克爆发暴力事件。实际上，这些事件不仅是可以预测的，而且已经有人预见了。2012年，托尼·布莱尔接受了《金融时报》的采访。当谈到这些恐怖事件时，他说：“当你把这些极度高压和独裁的政权的盖子揭开后，就会有宗教、部落、文化和种族的毒药倾泻而出，然后在该地区各种势力的推波助澜下成倍增长。”采访者、《金融时报》编辑莱昂内尔·巴伯指出，“这恰恰是在入侵之前一小部分专家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告诉（布莱尔）的事情”。
事实正是如此。曾尝试向布莱尔警告入侵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中东外交官迈克尔·威廉姆斯被打发走，布莱尔的原话是“迈克，你说的那些都是历史。现在我说的是未来的事情”。曾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也提醒布莱尔战争的恐怖，随后警告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以为会受到伊拉克人民热情欢迎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伊拉克战争让英国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沉重，腐败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政治、媒体和公共辩论的标准。1956年，外交部国务大臣安东尼·纳丁在苏伊士冒险的抗议声中辞职。他随后出版了一本讲述这段可悲经历的书《无穷的教训》，标题取自吉卜林的名句：“我们曾经有过无穷的教训，它将带给我们无穷的好处。”
伊拉克真的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或者说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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